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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念好乡村治理“三治经”(4)

2019-06-09 14:21 作者:本站作者 来源:网络整理 次阅读

  老支书鲍新民深情地回忆:2005年8月15日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着酷暑到余村调研,他高兴地说,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,这是高明之举。

  近年来,余村牢记嘱托,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“两山”理论,坚持“三治结合”,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生动范例。

  民主管村是“余村经验”的重要一条——每逢大事,村里要先听老干部、乡贤、村民代表的意见。

  6月3日,记者来到村部,正好赶上村里开会。村两委召集10个老干部代表集体讨论两个议题:村里成立物业公司和居家养老中心怎样更好提供服务。

  “成立物业公司想法好。但好事要办好,得有专人管。”赵万芳快人快语。

  李志荣跟着说:“我也赞成成立物业公司,能提供随叫随到的服务,还能为村集体增收。”

  “居家养老中心最好能给老人供餐。”陈长法提议。

  鲍新民则提醒:“食品安全怎么保证,给多大年纪以上的老人供餐,怎么定价,这些都要考虑周全”……

  大家挨个发言,中间有插话、有打断、有观点碰撞。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说,各位老干部的意见与建议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,之后村两委将再开会研究,指定专人形成方案后再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。

  在余村,就这样,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,村民在参与中真正成为村子的主人。

  “村里的事,村民说了算”,在宁波市象山县,历经10年探索实践,村民说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——“想说都能说,遇事要商议,有事马上办,好坏大家评”。

  “近些年,农村新问题多,只要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,基本上什么问题都好解决。”在象山县旭拱岙村村支书葛聪敏看来,村民说事制度是个治村法宝。

 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,村里各项工程越来越多,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岗位。在一次村民说事会上,有村民提出:“村里做小工叫来叫去就那么几个人,是不是村干部做了手脚?”

  葛聪敏听后,觉得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会后,他连夜赶到负责工程建设的村干部家里了解情况,尽管得到的答案是那几个小工是熟练工人因而得到了长期聘用,但他觉得这事不能草草解决。之后,村两委召集村民召开“民工议事大会”,讨论、征求意见后制定了“做工五项规定”,其中一项规定:有意向做小工的村民报名后按照所在小组排序,村里先后轮流安排做工。很快,“五项规定”顺利在村民说事会上得以通过。谈起这事,村民谢世良夸赞:“办得公平公正,大家都心服口服。”

  “‘村民说事’有点像‘晒霉’,阳光会把霉菌晒掉!”葛聪敏感慨,“一开始,我担心‘说事’会给村两委‘添堵’,时间长了之后发现,‘说事’让老百姓明白,村干部清白,实际上是‘疏堵’的!”

  眼下,在象山农村,无论大事小情,“有事,阿拉好好说”已经成为口头禅,借助“村民说事”平台,民意“零距离”,干群“面对面”,一起求出了发展的“最大公约数”,画出了和谐的“最大同心圆”。

  依法治村,遇事找“法”成习惯

  在浙江农村,“法”字随处可见。在余村,法治宣传户外大屏幕时常播放着普法节目;在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,村道两旁、村中长廊等地,随处可见“酒后驾车违法纪,邪教赌博要严打”之类的法治标语。

  建设法治乡村,浙江多地着力开展法治宣传工作,推动村民树立起法治意识。司法、公安、城管、综治各线还与村委紧密配合,坚持依法办事,村里逐渐形成了“遇事找法、办事依法”的氛围。

  “自家地上想种啥就种啥,不违法”,这是前些年余村一些村民的想法,村民砍竹毁林、改种白茶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实际上,私自毁林种茶会带来严重的山体滑坡、水土流失等问题,法律明令禁止。以前,村干部苦口婆心地讲,作用不大。现在,驻村法官李芳从专业的角度讲解:这具体违反了刑法、森林法哪些条款,以前有哪些类似的判例,很多村民都听了进去。

  驻村法官帮助村民用法解决了一件件土地纠纷、旅游纠纷、劳动争议,越来越多的村民相信“法”的力量,村民们的法治意识大大增强。

  在象山,“村民说事”成为乡村法治的实践平台,越来越多的农民“从信访转向信法”。

  涂茨镇推行信访说事会制度,邀请代表委员、老党员老干部、乡贤、公安、法律人士等组成“和事顾问团”,依法评判上访人的诉求是否合理,共同解决问题。陈姓两兄弟因宅基地纠纷持续吵闹上访6年多,镇政府协调处理10多次不成,最终通过召开信访说事会,“和事顾问团”摆事实、讲道理、查凭证,两家人终于签订和解书,终止了信访行为。通过推行信访说事会,象山一批初信初访得以有效办结,一些信访积案也得以顺利化解,去年全县农村信访量下降了28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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